在衝突迷霧中調整應對措施

撰文：雅各．伯恩斯 Jacob Burns

無國界醫生的醫護人員在拉法（Rafah）的夏布拉（Al-Shaboura）診所人滿為患的候診區照顧病人。該診所的開設是為了在戰爭爆發後大量加薩居民遷移的地區提供醫療服務。攝於巴勒斯坦加薩走廊，2023 年 12 月。©Mohammad Abed

近年來，全球各地的衝突和極端暴力事件不斷增加[i]。為受衝突影響者提供援助一直是無國界醫生行動的重點，每次作出回應後，我們都會深入反思和討論行動的得失，以便為下一次回應做出更充分的準備。

但是，每場新衝突都會帶來不同的挑戰。雖然人們可能期望我們始終以同樣的方式作出回應——開展大規模行動、為衝突傷者進行手術、前往其他援助提供方不會涉足的偏遠地區為當地流離失所者提供人道援助，但現實是，我們必須根據實際環境調整行動。

近期爆發的三場衝突說明了無國界醫生團隊可能面臨的問題類型，這決定了我們行動的範圍和性質。

第一個問題是進入危機發生地的權限。有時當局根本不希望無國界醫生在某個國家或該國某地區工作，也不授予我們作出有效回應所需的許可。這可能發生在當局不希望其對立團體的作戰人員或生活在該團體控制下的民眾獲得醫療衛生服務。禁止無國界醫生進入當地，還有可能是因為當局不希望外界目睹該地區的狀況，或者不希望外國組織在其醫療衛生領域工作。

對無國界醫生駐蘇丹的醫療隊來說，進入權限一直是個大難題。自2023年4月蘇丹衝突爆發以來，我們一直沒有獲得簽證和其他必要的授權，無法有效應對巨大的醫療需求，尤其是在喀土穆州，以致我們在2023年10月被迫暫停了在喀土穆市支援的其中一所醫院的外科手術工作。首都喀土穆市約有300萬居民，醫療衛生資源嚴重不足，並且是在作戰非常活躍的地區。由於創傷治療遭到軍事封鎖，無國界醫生團隊只能在少數幾個我們知道有居民急需援助的地點開展工作，能提供的服務也微乎其微。

第二個是安全問題，即我們無法保障團隊的安全。這可能在兩種情況下發生：一是某地戰鬥過於激烈，沒有安全的工作空間；二是衝突的一方或多方決定把無國界醫生作為攻擊目標，襲擊我們的團隊或醫院，或者綁架我們的同事。

自2023年10月7日加薩衝突爆發以來，該地區的安全狀況是無國界醫生所遭遇過最極端的情況之一。在以色列的轟炸下，加薩已無安全之地，就連醫院也不例外。大多數醫院都被破壞甚至被摧毀，無法再運作。無國界醫生的多位工作人員及其家屬在家裡、上班路上、醫院裡和避難所中遇害身亡。在這種暴力環境中，開展工作幾乎是不可能的。儘管無國界醫生仍在繼續提供必需的醫療服務，但在這樣殘酷的戰爭中，醫療需求的規模遠遠超出了我們的應對能力。

[i] 武裝衝突地點和事件資料項目（ACLED）衝突指數 https://acleddata.com/conflict-index/

第三個問題可能不太明顯，即無國界醫生在衝突中能發揮的實際作用。我們認為自己的職責主要是填補醫療服務的空缺。有時，在某些環境中，甚至是在全面衝突中，國家醫療系統或國際援助系統能夠滿足大部分需求。因此，儘管情況似乎能從無國界醫生的專業技能中受益，但有時我們難以確定什麼樣的行動可提供附加價值。又或者我們可能無法按照最初的設想行動，因此選擇亦不以其他方式參與援助。那麼問題來了：我們是否需要堅持在所有衝突地區開展工作，即使代價是因此而無法在其他資源更少的地方提供更多援助？

烏克蘭的局勢就是一個例子。儘管烏俄戰爭造成了大量人員傷亡，並帶來了持續不斷的流離失所問題，但烏克蘭的國家醫療系統基本上仍能正常運作。此外，大規模的國際援助回應使烏克蘭絕大多數醫療需求得到了滿足。我們的團隊只能進行創新，啟動了「醫療列車」等專案，並在物理治療等領域發揮專長。但儘管取得了這些成功，我們仍結束了在烏克蘭的一些專案，將資源轉移到世界其他需求更為迫切的地方。

當然，上述三個問題不是分別獨立存在的。例如，在烏克蘭，我們面臨的問題就與進入權限問題相關。當局傾向優先治療軍隊傷患，這代表著我們通常在醫院裡不是直接提供救命服務的醫療。而前線的風險很高，醫院經常受到攻擊，因此我們比較沒有意願開展非關救命的專案，我們認為非救命專案帶來的益處不足以讓我們的工作人員承擔相應風險。

這些問題的交互影響，揭示了無國界醫生在衝突環境中所能做到的極限。無國界醫生等組織透過與衝突各方談判來爭取的空間有時被稱為「人道空間」。這種空間不一定是指地圖上的實體空間，雖然它的確會影響我們在哪裡開展工作。人道空間指在考慮到政治和軍事限制、安全問題以及現有醫療系統的能力之後，我們所剩下的操作空間。正是在這一空間內，我們決定如何更有效地利用我們的專業技能以及捐助者的資金，來幫助今日世界各地身陷衝突環境的人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