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機中建立證據：資料蒐集如何成為醫療與人道行動的重要工具

無國界醫生在醫療與人道行動中會蒐集大量資料。在資源有限的環境工作，並不意味著我們可以免除嚴謹紀錄行動的責任。從病人抵達的那一刻起，我們就會建立紀錄，接著完成詳細的問診報告；若需要住院，會為病人開立病歷檔案。這些紀錄對於病人後續治療、活動追蹤，以及對當地政府與捐助者的問責都至關重要。同時，它們能幫助我們衡量活動規模、有效分配資源，更重要的是，評估並提升我們所提供的醫療品質。

我所在的傳染病研究中心（Epicentre）正是為此而於 1986 年成立。

在許多危機中，無國界醫生是孤立地區或衝突影響社區唯一的醫療服務提供者。這種特殊的接觸機會，意味著我們肩負更深的責任。除了例行性資料，我們常需要額外蒐集資訊，來解決關鍵的醫療與人道問題。我們不僅有責任治療病患，也必須蒐集整理能改善他們處境的資訊。

這些資料能解答關鍵研究問題：疾病的風險因素是什麼？新療法或疫苗在我們環境下的效果如何？它們也能幫助我們客觀、具代表性地量化疫情或危機的規模。然而，在極端條件下蒐集可靠且可解讀的資料，例如在伊波拉疫情期間或激烈衝突地區，是一大挑戰。以下以兩個案例說明。

剛果民主共和國的伊波拉疫情

2018 年，剛果民主共和國東部爆發伊波拉疫情。幾天之內，無國界醫生派出兩名流行病學家，雷貝卡．柯本（Rebecca Coulborn）和我，去支援應對行動。我們的首要任務之一，是建立一套既精確又實用、同時符合倫理與醫療標準的病人資料蒐集系統。

系統必須足夠全面，能描述疫情與受影響的病患，但同時要精簡，聚焦於關鍵問題：患者的年齡、性別、居住地、症狀與發病日期、可能的暴露事件、接觸史、疫苗接種狀態、化驗結果與病程發展。

保持簡潔尤其重要，因為訪談是由醫護人員穿著不透氣的防護裝進行的，穿戴上有時間限制。在緊急情況下，病患需要快速處置，醫護必須同時兼顧臨床治療、疫情監測、接觸者追蹤，以及確保醫療機構在滿足其他需求時，不會成為傳染源。

這項數據收集工具很快獲得衛生部採用，並在所有伊波拉治療中心實施，改善了病人照護並加強疫情控制。疫情結束後，我們檢視資料以確保一致性，修正輸入錯誤，並剔除不可靠的紀錄（例如誤將男性登錄為懷孕者的案例）。這份經過驗證的資料集成為進階分析的重要資源，證實伊波拉疫苗在疫情爆發環境下的高度有效性[1]。我們還發現，即使疫苗接種時間過晚，無法預防感染，也能讓住院病人的死亡風險降低一半[2]。

蘇丹戰爭

流行病學家的工作不僅限於疫情，也涵蓋衝突引發的人道危機。2023 年蘇丹爆發戰爭時，儘管衝突迅速升級成全球最嚴重的人道災難之一，媒體關注卻有限。無國界醫生團隊在危機的中心目睹巨大苦難，感到有責任記錄災難規模與受害人數，並評估民眾對醫療、食物、水和庇護的迫切需求。

在這種情況下，我們依循通過多年經驗精煉的標準化調查方法。在具代表性的樣本中，我們訪問每戶家庭的一位成年人，詢問自衝突開始以來家中死亡事件、暴力經歷、近期疾病及生活條件；對兒童則檢查疫苗接種紀錄，並用簡易工具評估營養狀況。

然而，在戰火中如何完成這些調查？

團隊安全是首要考量，我們必須仔細權衡是優先考慮資料蒐集，還是僅專注於緊急醫療與人道救援物資分發。在蘇丹，我們透過訪問逃離戰區、現為查德境內難民或返鄉者的家庭，解決了這一困境。這些訪談揭示他們在流離前與流離期間的經歷，以及當前生活狀況。

調查結果令人震驚：在達夫地區的一座城市中，每 20 名成年男性中就有超過一人死於暴力事件。這些資料有助於向國際人道組織提供關鍵資訊，並喚起政策制定者與公眾對危機的關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