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急診室看見戰爭

以下故事由無國界醫生在加薩的副醫療統籌蘇海布．薩菲（Sohaib Safi）醫生口述，巴勒斯坦前任前線媒體經理林達．尼霍姆（Linda Nyholm）筆錄。

在被以色列軍隊圍困 14 天後，人們穿行在嚴重受損的什法醫院裡。巴勒斯坦，加薩，2024 年 4 月。©MSF

當時我是無國界醫生的急診醫生，在巴勒斯坦加薩的戴爾巴拉赫（Deir Al-Balah）的阿克薩醫院（Al-Aqsa hospital）急診室工作。有兩個小女孩被送進來，一個約七歲，另一個五歲。年紀較大的女孩從肩膀開始失去了左臂。年幼的那個滿身是血，因為無法立即辨別她的傷勢，所以我把注意力集中在她身上。

一開始我還抱著希望，因為她是仰躺著的，而且我看不到任何受傷的跡象。我以為那些血是她姐姐的。但當我把她翻過來時，她的整個右側是炸開的，她的肺部暴露在外，上面有彈片和泥土，隨著呼吸快速抽動。

我知道醫院沒有心胸外科醫生。即使有，我也知道她的機會渺茫。我努力止血、包紮傷口，然後帶她去看兒外科醫生。她出來後，我把她帶到加護病房，一直陪在她身邊，調整藥物和監測她的情況，希望她能挺過來。我的一位同事試著讓我做好情緒準備，因為他知道她不太可能會成功。

果然，幾個小時後，我的同事把我叫醒。那個女孩沒有活過當晚。

後來，我得知她和她的姐姐與他們的父母和兄弟一起從加薩北部逃離時，他們的車子遭到空襲。大多數家人當場死亡。

傷亡人數之多，傷勢之嚴重，已遠遠超出任何緊急應變能力所能承擔。沒有一家醫院能夠全面運作。幾乎每週，有時甚至每天，醫院都會在短短數分鐘內接收數十名、甚至數百名病患，他們因以色列的空襲、轟炸、炮擊與高威力爆炸而造成致命或終身殘疾的傷害，包括嚴重燒傷、在倒塌建築物下受困導致的擠壓傷，以及斷肢等。

我於2018年在加薩以醫學生的身分，見證了「回歸大遊行」（Great March of Return）。當時在飛地邊境舉行的抗議活動遭到以色列軍隊開火射擊。根據衛生部的資料，在2018年3月至2019年11月期間，超過7,900人遭實彈射擊。截至2019年12月底，無國界醫生已治療超過900名槍傷病人。當時，組織的工作人員面對重大的挑戰：不僅是傷勢複雜，還包括缺乏治療傷患的專業知識、醫療物資有限，以及缺乏適當的檢測來引導治療以致感染率高升。

如今的情況更糟，與我們經歷過的每一場戰爭相比，這次的毀滅程度簡直難以言喻。在加薩，我們一直以來都在與醫療物資短缺奮鬥，但現在幾乎完全沒有物資可用。我從未體驗過如此深的絕望，明明知道只要有足夠的物資，我們就能救活更多生命。

我們竭盡所能，但深知這遠遠不足。每天我們都不得不做出艱難的取捨，並面對那些我們無法救治的病患。

除了緊急應對之外，我們還看到很多傷者身上有傷口、燒傷以及其他需長期複雜照護的傷勢，數量多得驚人。除了高階手術之外，許多人還需接受慢性病治療、抗生素抗藥性感染的治療、物理治療、定期檢查、心理健康支援，以及實際的協助。然而，如果道路被瓦礫或沙土阻塞，即使提供輪椅或廁所也失去了實際作用。人們該如何在這種破壞中穿梭行動？

長期復健需要基礎設施、專業知識和統籌照護。但在加薩，我們甚至連讓人們活下去都很艱難。沒有正常運作的復健系統。加薩唯一的義肢中心已經關閉，也沒有辦法將衛生中心的病患妥善轉介到醫院。因此，病人只能帶著本可避免的致殘傷害生活。

在加薩，逾九成人口流離失所，他們生活上每個層面都被打亂：教育系統崩潰、乾淨用水、衞生環境和糧食供應每況愈下。除了身體上的創傷，心理上的傷害也相當巨大。加薩大多數人，無論是否受傷，皆有急性壓力、創傷後壓力症以及深層心理創傷。

多個人道組織正努力應對，但仍不足夠。這不僅關乎緊急醫療應對工作，而是生存、尊嚴和基本人性。

在炸彈停止落下之後，加薩的苦難還會持續很長一段時間。由於以色列封鎖加薩地區，我們無法為他們提供應得的治療，人們將終生面對困境。只要需求持續，人道援助就必須不受阻礙、全面且持續提供給有需要的人們。

支撐我們繼續下去的唯一理由，是知道病人需要我們，也明白一旦我們停下，他們就會死去。這更像是苦撐，而非堅韌；但作為醫療工作者，我們選擇忽視自己的創傷。當戰爭結束時，我們終究得直面那些曾親眼目睹與失去的一切，以及那些再也無法挽回的現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