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F國際醫療秘書長瑪麗亞．格瑪俐醫生。格瑪俐醫生提供。
特寫：專訪MSF國際醫療秘書長格瑪俐醫生
新冠肺炎疫苗在2021年問世，但第一批獲得疫苗的人，卻不是最需要疫苗的人群。
時至今日，許多人仍無法獲得疫苗。無國界醫生國際醫療秘書長格瑪俐醫生（Maria Guevara）是領導整個組織，解決阻礙人們取得醫療資源的法律和政策障礙的重要人物。
這次她接受無國界醫生（台灣）的採訪，與在台灣的我們分享了疫苗接種面臨的困境、她在無國界醫生的故事，以及在台灣的關注相關議題的人，可以提供什麼協助。
位於賴比瑞亞蒙羅維亞無國界醫生的醫院，攝於2004。©Juan-Carlos Tomasi
Q：妳為什麼會加入無國界醫生？
這要從我為何成為醫生說起。
我在媽媽的肚子裡時就想成為醫生。我的母親是一位麻醉師，父親則是一名外科醫生。耳濡目染下，我也想成為一名醫生，不過6個孩子裡，我是唯一成為醫生那個。
我記得我的父母會在假期間，前往菲律賓的不同村莊進行唇裂修復治療。
他們會帶著治療過的孩子的照片返家，這些孩子在接受治療後也可以吃飯和說話了。我曾經想「哇！我的父母竟然會放棄他們的耶誕節假期來做這件事。」對我來說他們就像英雄一樣，所以我也想成為一名醫生，跟他們做一樣的事，在無法獲得醫療的地方為當地人提供醫療照護。
大學時期還未進入醫學院就讀之前，我在我當時男友的爸爸的車上看到一張汽車貼紙，我問：「MSF 這三個字代表什麼？」他說：「Médecins Sans Frontières，無國界醫生。」當時我的直覺告訴我：「有一天，當我成為醫生，我要在那裡工作。」大學畢業後，我進入醫學院接受內科訓練，進行肺部和重症照護的研究計畫。
1999年我在研究計畫即將結束時申請加入無國界醫生，並在2000年才面試。但當時我想要有更多的實務經驗，也因為父親生病而不想離他太遠，所以直到2004年，我才終於決定「好吧，我準備好了！」儘管我在大學裡有一份非常好工作，一邊教書一邊行醫，但我不想錯失這個機會。我的脖子上像是有一道枷鎖，我告訴自己：「如果現在不去，妳會後悔的。」感覺像是我需要打破枷鎖，理解心中這股驅動力。我不想因為沒有採取行動。那是18年前的事了，如今我還在這裡。
Q：妳記得妳的第一次任務嗎？當時感受如何？
我花了幾個月的時間才適應，因為任務的頭兩個月，特別是第一次出任務，都要認識和融入新環境。那是一次真正的文化衝擊，很困難。首先，我是一名訓練有素的成人肺部重症護理專家，但我去了一家婦幼醫院。我要治療孩童，但這不是我的專長。不過醫學就是醫學，我很快就理解我該做什麼，以及各種的我在美國訓練時從未見過的傳染病，比方說瘧疾。我獲得很好的指導，並從當地員工身上學習。
我認為，轉捩點是某個週末在賴比瑞亞（Liberia）的蒙羅維亞（Monrovia）爆發了一場大型戰鬥。由於不同反叛團體間的戰鬥，蒙羅維亞突然進入了封鎖狀態。
當時，我們的婦幼醫院成為一個巨大的創傷中心。我們的員工還沒有準備好，因為前往那裡並不安全，我們無法直接提供支持，而是主要透過對講機保持聯繫，提供指導並討論需要做什麼。
幾天後，我們終於能開出一條人道走廊，並用車隊去接走所有大規模傷亡傷患，人們被燒傷和槍傷。我記得我跟著無國界醫生的豐田四輪傳動越野車隊前去撤離病人。
我們沿著街道過去，那裡過去曾是市場和商店，現在空無一人，到處都是被燒毀的建築物。你還可以聽到遠處有一群暴徒的聲音。
當我們到達醫院時，景象更是令人驚訝。 經驗豐富的無國界醫生工作人員反應迅速，為病人進行檢傷分類，指示該怎麼做。我感到非常敬畏，並對自己說：「天啊，這就是我想做的事。這就是我加入無國界醫生的原因。」我想我在那一刻起就被迷住了。這是在無國界醫生工作的目的，也是我成為醫生的目的。
位於賴比瑞亞蒙羅維亞街景，攝於2004。©Geneviève Libeau
Q：作為無國界醫生國際醫療秘書長，妳的角色和目標是什麼？
我的前線工作經驗是我對外發聲的核心，因為這是無國界醫生的社會使命。我們為我們所服務的人、病患和我們接觸的社區發聲。我利用這個平台代表他們發言，讓他們的聲音能夠被聽見。
在世界衛生組織（WHO），如同在世界衛生大會（WHA）或其他全球公衛平台上，討論很快會圍繞在政策上，但我們要銘記政策是要為人服務，記得這些政策與何相關，主旨是什麼。否則，討論很容易與真正重要的內容脫節。
將現實公布在檯面上，為有需要的人發聲是非常重要的。無國界醫生有能量和動力做到這一點，這是代表們參加會議的原因。來自全球700萬捐款者的支援，讓我們能立即、獨立做出具行動力的反應。多虧了這些捐款者，我們才能接觸並治療平常難以接觸到的人。
位於緬甸一家無國界醫生的多重抗藥性結核病治療診所正在準備藥物。©Greg Constantine
Q：過去妳曾在亞洲的無國界醫生專案工作，妳能否給我們一些亞洲人道主義需求的例子？
我在緬甸度過了三年，從2009年到2012年。當時我是專案的醫療統籌，該專案的愛滋病和結核病群體是全國最多。而無國界醫生則是那時候緬甸最主要的愛滋病照護提供者。在120,000名預期愛滋病毒（HIV）帶原者中，當中至少有60%的陽性患者在接受無國界醫生的治療。
無國界醫生是唯一一個能夠提供如此龐大資源的組織。我們支持緬甸衛生部門努力擴大愛滋專案。我們還與國家結核病計劃合作，試圖為多重抗藥性結核病（MDR-TB）病患帶來正確的治療方式。也因此，我們能夠治療抗藥性結核病和愛滋結核病合併感染的患者。
現在我們有了針對抗藥性結核病的6個月治療方案，如果能在緬甸推廣，會是非常好的事。
最近WHO在溝通這項治療方案，並將其更新在國際指南上，這將使得結核病高負擔國家的情況獲得改善。
我們必須記住，在新冠肺炎之前，結核病也是歷史上的全球大流行，不僅限於中低收入國家，在高收入國家也是。
Q：在新冠肺炎大流行期間，提供疫苗給有需要的人的過程中會遇到什麼困難？
新冠肺炎是未來全人類將共同面對的新形態的傳染病，這也讓我們能真正學習和理解全球化下我們該如何共同努力的一個機會。
新冠肺炎出現時，沒有治療方法，我們對能做的事情毫無頭緒。但疫情卻在全世界引發一股令人難以置信的動員能量，大家共同找出方法控管疫情。此外，對無國界醫生來說，我們的專業技能在疫情爆發初期相當有用，知道要辨識並隔離病人以挽救生命、遏制疾病傳播，本身就是非常重要的事。
團結的本能也讓人們共同努力尋找疫苗和診斷的新工具。然而，不幸的是，這些工具在2021年初問世時，首先囤積在高收入國家，花了好一段時間才釋出並分配給中低收入的國家。新冠肺炎疫苗全球取得機制（COVAX）設立初衷就是要達成疫苗分配的目標，但因第一批疫苗被負擔得起的國家和地區搶先取得，使得機制轉而要依賴捐贈。
即使在疫苗問世18個月後，供應仍舊是問題，而供應面的問題很快就與需求面的問題結合。
Q：新冠肺炎疫苗的需求面問題是什麼？
第一個問題是脆弱的醫療系統，無法以合適的方式推動疫苗接種。許多地方的醫療系統已經面臨新冠疫情帶來的龐大壓力。在此之前，許多醫療系統就已疲於應對被忽視或缺乏資源的疾病，難以承受額外的壓力。
同時間，也有不同的傳染病爆發，例如麻疹或愛滋病和結核病等，這些無國界醫生長期在處理的流行病，彼此相互競逐處理的優先順序。當在非常脆弱的醫療系統下，你甚至不知道有多少病人是死於新冠肺炎還是其他疾病時，又該如何決定優先順序？
以剛果民主共和國（DRC）為例，在它與麻疹疫情和伊波拉病毒對抗時，又再加上新冠肺炎。你期望國家能怎麼辦？這就是在人道主義熱點地區工作的意義所在。
而通常當地社區對醫療系統缺乏信任，巨大的汙名也使人們害怕前往醫院就診。健康素養低落也致使許多人不瞭解這種疾病，人們傾向相信媒體傳播的錯誤資訊，更加劇了現有的疫苗猶豫（vaccine hesitancy）。
格瑪俐醫生在美國密西根州底特律市的一間社區中心提供新冠肺炎感染防控培訓給醫療和非醫療人員，攝於2020年。Shannon Ewing/MSF
Q：台灣民眾如何加入全球行動，共同為新冠肺炎疫情的控管和其他人道主義危機提供協助？
在亞洲，例如在台灣，由於應對流感和SARS疫情的歷史，人們養成了戴口罩的本能。這種保護自己和他人的醫療衛生本能是驚人的。這個經驗也讓台灣和南韓政府能夠在公眾移動自由和疾病控管之間迅速做出反應並達成平衡。人們也有一定程度的教育和健康素養，但在許多無國界醫生工作的地方，情況並非如此。
在台灣的人們應該持續在全球公衛討論中分享各方面的經驗。當然，我們永遠歡迎更多來自台灣的前線人員。